昨天刚好看了神盾局第七季第一集，一行人穿越回了 1931 年的美国。本来我从未看过这部美剧超过一集，但这次第一集就吸引了我，是因为他们穿越回了二战前的美国，准确的说是大萧条期间的美国。而我刚好正在读一本书，叫做《大萧条前夜的繁荣与疯狂》。可以说现在的世界，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短短几十年形成了雏形。

我们的历史感通常建立在画面上，因此对于自己出生前发生的事情，如果听亲历的长辈来讲解，就会觉得蒙了一层纱。而更早的，无人亲历的，课本上学到的历史，就不仅是蒙了纱，更像是浓雾天气中遥远的交通灯，透过层层雾霭仅能分辨红绿而已，那周围的风景与车流，都不见踪影，除了让我们对历史形成非黑即白的错觉之外，没什么卵用。

而发生在历史中的一切似乎无关紧要的事，都如同路边跑过的孩子、绽放的野花，一同如烟消散在时间里，不曾留下一丝痕迹。

不过这本书，就像是一大捧野花，虽然不多，也不是籍籍无名，而是曾经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花们。但在遥远的东方并不知名，作者出色的文字能力，足够能勾起我们对那个塑造世界秩序的时代的立体视觉。整本书就像一部电影，带着读者从一个画面切换到另一个画面，最后还不忘说一下所有主角最后的结局，这本书的作者比尔布·莱森我们在之前《全民疯狂的欧洲》（笔记地址）已经见识过了，但一改吐槽文风，仿佛驾驶时间机器带读者回去转了一圈，干得漂亮。

那段时间的美国，发生了很多有趣又影响深远的事情，但几乎无人记起，还好有书可以阅读，加上电影营造的现场感，让这一切都生动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今天的美国只是一个历史的切片，一切都有缘起。

那时的总统柯立芝很有趣，作为副总统接替了死在任上的不靠谱的、曾在白宫壁炉里尿尿的哈定总统，可能柯立芝的名字并不为身边的大众熟知，但他的商务部长，总统继任者胡佛，可能知道的人就多一些了，毕竟有个冠名水坝 —— 胡佛大坝。

柯立芝主张小政府，非常非常小的政府。 作为一个佛系总统，他希望商业和市场自己前进。他的观念确实得到了回报，福特汽车发布了首款没有燃油表的量产汽车，电视机和有声电影被发明出来，第一届奥斯卡奖，位于洛杉矶山腰上的巨型 Holly Wood 后面的 Land 还没有拆掉，股市繁荣每年翻倍上涨，跨大西洋试验飞行终获成功进而带动美国航空业终于追上并超过了欧洲，铁路大发展，全国有几乎上万家铁路公司激烈竞争，拥有全世界超过一半的黄金储备。对了，还建设了著名的拉什莫尔山 —— 四位美国总统头像的巨山，上次上新闻还是因为川普想把自己也放进去。

1927年1月，电影行业的36名创意人员聚集在洛杉矶大使酒店共进晚宴，成立了一个类似行政俱乐部的组织来推广和保护制片厂。他们自认为此事极具重要性，便将这一组织称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把电影从大众娱乐升级为更郑重的艺术、科学。

看起来 1920 年代的美国已经实现了四化，但危机与裂痕其实四伏。

写进宪法的禁酒令，让美国的全部酒类消费都转入地下，但消费量一点都没减少，相当于把税送给了黑帮，而产量减少又让酒类走私商赚了一笔，这个时代背景在《神盾局》这一集中几乎贯穿始终。伴随着禁酒令，假酒、靠口令才能进入的酒吧、卖酒如贩毒的紧张感，使用外号「芝加哥打字机」的冲锋枪的黑帮，以及负责禁酒同时又走私酒的官员，这些都真实存在着。

优生学开始大发展。优生学声称人种有优劣之分，应该温和的终止某些人的生命，或对一些大家都认为是笨蛋的人强制绝育，以保证人类的进化。甚至纳粹都曾去美国学习考察。那时意大利人正在风口浪尖上，意大利移民难以融入主流社会，通常几十年也不会说英语，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只能依靠黑帮为生。

美国社会对意大利人的普遍看法是，他们不是法西斯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真的两者都不是，那一定是黑帮分子。

在这个城市（芝加哥），警察局局长乔治·希比（George Shippy）觉得送包裹的人长得像犹太人，认定他是在投递炸弹就开枪打死了这个可怜人。结果，死者只是一个无辜送货员。但希比没有受到起诉。

1926年，在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美国优生学学会设立了展台，用一台机械计数器显示：美国每48秒就出生一个“低等”人，而每7分半钟才出生一个“高等”人。计数器上循环显示的相对速度生动地表明了低等人是何等迅速地充斥全美，让它成为博览会上最受欢迎的展台。

当年美股没有什么信息系统，靠手工记账的分布式记录交易，搞老鼠仓是合法的，公司高管自己低位买进，然后再用公司的钱把股价炒高。但是无所谓，股民觉得股市永远上涨，每年大盘能翻一倍。一个叫查尔斯旁兹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在兜售自己不存在的投资品赚的盆满钵满，影响力直达今日。这一切都是今天的发币炒币者的精神祖先。

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争论到今天都未停止，而美国人也仍然不信任曾带给他们禁酒令和优生学的政府。美国政府也曾随意逮捕、判刑、杀害那些疑似不同政见者，他们用了快一百年才走到今天。

第二次至少在全美23个州78个城市逮捕了6000~10 000人（各方公布的数据差异较大）。警方同样对私人财产进行了许多毫无必要的破坏，甚至没有逮捕令就抓人，还殴打无辜者。事实证明，“红色恐慌”其实完全没那么可怕。总体而言，当局只查获了3把手枪，并且没找到炸药，也没有发现任何意图颠覆国家的证据。

据说审理万泽蒂一案的法官韦伯斯特·塞耶（Webster Thayer）讲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尽管实际上可能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但无论如何他在道德上都是有罪的，因为他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原罪。”

也许此时身在地球另一端的我们尚无资格讨论与选择自身命运，但考虑到一百年前的那一切还在反复发生，可能阅读和思考是唯一的选项。

当年的记忆留存下来的也不多了。那个夏天许多最重要的名字——理查德·伯德、萨科和万泽蒂、吉恩·滕尼，甚至林德伯格如今都很少有人记得。而其他的大多数名字，人们甚至听都没听过。或许，我们不妨暂停一下想一想那个夏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贝比·鲁斯打出了60个本垒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做出了令日后股市崩盘的错误决定，阿尔·卡彭享受着自己最后一个辉煌的夏天，《爵士歌手》上映，电视机发明问世，收音机的时代到来，萨科和万泽蒂被处决，柯立芝总统选择不竞选连任，拉什莫尔山的雕像开始动工，密西西比河发了一场史上未见过的大洪水；密歇根州的一个疯子炸毁了一所学校致使44人丧生，酿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恶劣的儿童大屠杀案；亨利·福特停止生产T型车，并答应不再侮辱犹太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伙子飞越了一道大洋，让整个地球心醉神迷。

其余不论，那是一个美好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