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中的比较研究非常有趣，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比较学应该成为人文学科学习历程中最早的启蒙学科，学习后再去寻找自己喜欢的方向深入研究。因为这是一种上帝视角的研究方法，当我们置身事内深陷其中的时候，需要拔腿出来，站在更高的视角看看世界。虽然这不能让我们过得更好，甚至还会让人心生绝望，但如果希望透过现象去思考本质，没有什么方法能比全世界的形形色色的人类文化被摊在桌面上，被一起分析更快捷的了。

这本刘瑜的新书《可能性的艺术》是政治的比较。政治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对于具体的国家与民众而言，去探讨「如果」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二战会怎样，如果希特勒赢了会怎样，如果没发生文革会怎样。政治的进程与影响通常以数十年为尺度，没办法如果，甚至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下，相信历史的必然比思考这些如果更重要。但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我们的「如果」可能正发生在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如果」可能是我们的现实。这就是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这本书中，很多概念是我从前从未仔细思考过的，下面列举一些让我印象深刻的内容：

民主必然带来繁荣吗？体制对一个国家命运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些在单一国家没办法假设推理的事情，放在全球如此多国家如此多实践的一个大型试验场，还是能看出规律的。

实际上体制只是一个流程和机制，就好比是一个程序，你用 AI 来处理数据，还是用 Excel 的公式来处理数据，其实没有哪个必然得到好结果 —— 因为你的输入才是决定性因素。又像是一个体育运动的规则，公平的规则不必然带来精彩的比赛，运动员的水平才是制胜要素，规则本身只是必要条件之一而已。一群蠢货的民主，当然不如一个精英的威权干得好。不过，民主很缓慢但稳定，而威权敏捷但运气因素太大 —— 实际上从老牌帝国中国历史来看，威权带来的灾难也远比幸福的时间要长得多。

苏联的威权政体的结局自不必说，更复杂的如委内瑞拉的查维斯，一个威权主义的领袖，他上台后就修宪让自己可以无限连任。但他又是个信奉公平正义的理想主义战士，奉行自由经济以及民众福祉，看起来像个传统中国意义上的明君，直至他身患癌症，支持率都遥遥领先。但是，他身故后，他的继任者仍然奉行他的思路，结果搞的一塌糊涂。这并不是因为继任者的问题，而是他在任时就埋下的种子——委内瑞拉是产油大国，他在位的时候油价比较高，花钱不心疼，但后来油价跌了，他的经济政策就暴雷了。往往毁掉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集权者的贪腐，正相反，是他们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那民主就会好么，也不一定。阿拉伯之春发端的埃及，是开始民选了，但支持宗教国家的一派和支持世俗国家的一派，打的不可开交，今天这个上台那个政变，今天那个上台这个造反。实际上民主国家活得好的也就是那些发达国家，也不知道是因为人家发达才民主，还是民主才发达。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好像经济发达了就好了，但并不是。经济很好然后独裁者上台搞死国家的先例比比皆是，伊拉克也挺好，但萨达姆上台后对外征战就不断，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但要注意的是，政治体制作用有限，但并非是虚无主义的。只要没有外来干涉，其实本国内部即使内战，也会慢慢变好，正面例子是韩国与印度，政治参与感超高的民众最终走向了稳定的民主政体，特别是印度，印度脱离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比中国晚了十几年，而现在发展也差了十几年，发展速度曲线和中国差不太多，甚至已经逼近；反面例子是阿富汗，苏联美国轮番插手，导致国内各方势力哪方也赢不了，无法形成优势，外部压迫又激发了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结果搞成这个样子。不愧为国家制度的坟场——所有政体都在阿富汗试过，一个都没成。

检视阿富汗沦为“失败国家”的过程，我们发现，最大的教训其实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所以要实现它，只能诉诸极端手段，而极端助长极端，最终，它们在相互厮杀中完成了对彼此的哺育。

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

实际上很多民主转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攻城容易守城难，转型的一瞬间，只需要推翻一个专制政府，但新的执政者能否搞好，是个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很多时候人们只关注了民主本身，而忘却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词汇「自由」，自由是民主的底色，自由生发出来的私有财产保护、尊重不同言论等等，造就了民主。这需要执政者的智慧，如南非曼德拉领导的民主运动，上台后，他没有像埃及一样搞死旧敌，反而给曾经的对手们保留了议会席位，保留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声音，这种拥抱多元和宽容理解，让南非民主进程平安落了地。

美国革命改君主制为共和制，但基本的产权制度、经济关系、宗教体系、文化风俗却不是革命的目标，而法国革命却涉及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系列改造：废除贵族和教会特权，大量充公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甚至采取发行“指券”、限制商品价格等计划经济措施。

最能体现这种革命彻底性的，莫过于革命者对时间的“改写”了：为了取代“腐朽”的基督教日历，革命者把一个月改成三个星期，一个星期十天，一天十个小时……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提到法国革命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很美的月份名称：雾月、果月、芽月、牧月等，据说这是专门找了一个诗人来取的名字，表达法国摆脱宗教束缚、向“大自然”回归的革命精神。

在大国交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对日常事务的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除了杀人偿命这种人性底线的共识，在日常生活中还需要一些高级的共识，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例如，「企业主雇工」这样一件事，可以解释为「企业家扩充生产创造就业机会」，也可以解释为「资本家剥削劳工剩余价值」；「每个人都有开公司做生意的自由」可以解释为「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也可以解释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和平演变」。可能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却可以解释的天差地别。如何解释社会生活，就是意识形态部门的主要任务。

书中，刘瑜再次强调了「观念的水位」的概念，这也是他过去一本书的标题。书中提到现代政治车轮的前进速度，是与整个国家民众的「观念」水平息息相关的。水位到了，水到渠成，如果没到，则拔苗助长也会倒退回来。就好像我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人写到他的经历：开始去美国的时候，发现很多羊毛，例如报名参加讲座就有披萨吃，感觉美国人好傻，但后来慢慢发现，美国人不傻，人家只是不屑于去薅羊毛，甚至羊毛是故意留给时间不值钱的穷人的。而回到中国，羊毛总会被薅完以至于整个社会都互相提防。其实这就是观念的水位不同，这需要数十年的逐渐成熟，民智渐开，急不得。

文明之间的斗争真的会发生吗？儒家文明的代表中国，和基督教文明的代表美国真的会发生激烈斗争吗，不一定。更可能发生的是，文明内部的不同立场发生撕裂，这正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社会中。极化思维弥漫在全世界，视所有不够极端的人为敌人。观念水位高低不同的人之间，不断发生撕裂，没有办法，只能等待大家趋同。

当年，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事实却是，经过这一轮的“超级全球化”，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全世界有产者倒是先联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