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高考了。回想当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成绩好就是一切」这件事，就好像是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般的自然规律。小时候学习好的同学，就算打架、早恋、堕胎，做出所有出格的举动，只要你成绩足够优秀，不光不会被惩罚，还会被老师同学传为美谈。

我小时候属于成绩相对优秀的那一些人中的一员，也备受呵护。小时候的我从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同样做出了叛逆举动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因为天生不太聪明，或者家庭成长环境不好等等，导致了成绩不好，就受到了加倍的惩罚。甚至只惩罚他一人。

如果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学习成绩还多少跟个人努力有较大的关联，因此我们可以告慰自己，那些学习好的坏孩子，是因为他们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所以对他们的免于处罚实际上是对他们努力的奖赏。

当然直到成年后我才意识到并非如此，原生家庭的亲子关系、经济能力，都会极大的影响到学习成绩。一旦这件事被披露，似乎某些逻辑大厦就开始崩塌。

我们从小就对奖赏无师自通，只要保证关键指标不下滑，在其他方面怎么浪都没有问题。我们的父母差距不大，那时城市平民职工和农民有差距，但也没有那么大。所有人实现阶级跃迁的希望都是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

大家靠分数上得大学，靠文凭找到工作，靠工作成家立业，考核指标从成绩变成了钱。有一个好工作，能赚钱，就成了金标准，并形成了今天的消费主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有足够多的钱，成了幸福的唯一标准。

但是「只有努力并力争上游才会成功」这句话其实有点鸡汤甚至危险，这句话摒弃了一切与个人努力无关的，却是决定性的因素：运气、社会机遇、家庭或其他的组织型支持。

一方面，劳动人民凭着这个信念，才能不怕艰难险阻，一代代的送孩子走出山村，实现阶级跃迁；而另一方面，成功人士们却又在有意无意的混淆着因果关系：努力才会成功，所以成功都是靠我的努力，与我的家庭无关。是我应得的。

财富新贵们渲染着自己的成功故事，包装着自己的努力经验，让社会底层的人们相信这些财富都是自己应得的，并误以为自己也可以复制这一切，从而更加努力的投入拧螺丝。他们生怕人们发现最有钱的那批人，要不就是运气好，赶上了国企改制弄到免费的生产资料，要不就是运气好，有个权势老爹一路给开绿灯，再不就是运气好，在法律执行不够严苛的时候擦边完成了原始积累。

但是不要说出来。只有保持「努力就会向上走」的规则，你裁员的时候才敢说「对不起你不够努力」，而丝毫不会透露他只是被抽签抽到的，因为运气过于不可捉摸。

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如何对运气不好、出身不好、但很努力的人形成救济，以实现全体人民，至少是全体努力的人民的福祉，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对运气、选择等因素的甄别过于复杂以至于根本没办法操作，甚至形成了一种对「不成功的人」的审判。

以上这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居家结束回到职场让人心神俱疲，因此必须主动思考另一个让人身心俱疲的东西以平衡一下心态。「优绩至上」（Meritocracy），是作者迈克尔·桑德尔 Michael J. Sandel 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提到的核心词汇。没错，桑德尔同志就是讲过著名的哈佛公开课《公正》的那位。他总是擅长抛出一个看似常识的命题，然后解构之，让你感觉到当头棒喝以后，合上书静静思考，好像又什么都没说。

但这棒喝就很重要，没必要期待作者给出一剂药方，也不可能，至少他指出了问题所在，引发一些思考甚至行动，就足够了。

当然书中讲的问题和各类解决方案，都是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案例，我想，放到中国的政府与社会中，可能还顾不上考虑这类问题吧，比如下面这个难以评价的观点：

为什么不寻找上过最好大学的人来担任民选代表呢？难道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人不比那些资历不那么显赫的领导人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健全的公共政策和合理的政治话语吗？

不，不一定。

即使只是粗略地看一下美国国会和欧洲各国议会中政治话语的危险状态，也会让我们停止这种想法。良好的治理需要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一种思考公共利益并有效追求公共利益的能力。但这两种能力在今天的大多数大学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是那些声誉最高的大学也是如此。

最近的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判断能力（包括道德品质和洞察力）与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被精英大学录取的能力之间几乎没有关联。